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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学交往理论研究

      摘要: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为了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学术性的论断,充实、丰富、发展了文学交往理论。重点研究毛泽东文学交往理论的当代性问题,研究其给当代文学理论带来的启发和探索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交往理论;话语

      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他没有把文学作品的价值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本体价值之上,而是侧重于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作用,把文学看作由作家、读者组成的双向交流活动。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一个特色,简言之,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指接受者不但能读懂文学文本,而且能理解、接受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能理解体现在文本话语中的深层含义,文学不仅能发挥审美愉悦功能,而且具备审美教育功能。从交往理论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个较新的论题,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代江平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学接受者的重视[1],张清民从交往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2]。从以上成果来看,毛泽东文学交往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较为透彻的论述。毛泽东在文学交往有效性的论述方面,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观点,本研究可以根据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和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给予审视和关照,充分挖掘毛泽东关于文学交往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当代价值。

      一、毛泽东对文学交往活动的理解

      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并没有单纯地从文学本体性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而是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从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维度出发来认识文学。他非常重视文学对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并且把文艺作为战胜敌人的第二条战线,“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847。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协助的关键在于革命文艺要易于、乐于为解放区读者所接受,如果不能为读者接受,那么革命文艺作品的价值在解放区就不免流于空谈。可见,革命文艺价值的高低、大小不仅仅在于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且更在于它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在于它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价值。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完全同一的,英伽登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两种情况下认识到的价值是属于不同范畴的,即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读者在具体化过程中创造的审美价值。由于作品在具体化过程中仅仅起到了一种纲要式框架的作用,具体化于是既包含了这一构造所固有的艺术价值,又包含了它在阅读时获得的审美价值。”[4]审美价值主要在于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没有读者的参与就没有审美价值,没有文学交往活动也没有审美价值。哈贝马斯说:“另一方面,我理解交往理论是通过符号中介的相互作用。它受具约束力的大家都同意的规范的控制,这些规范规定彼此对行为的期待,他们必须被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理解和承认。”[5]21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种创作者和接受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交往活动,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毛泽东虽没有直接提出文学交往理论这一术语,但他把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却是把握到了文学交往理论的精髓。从文学的总体过程来看,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意向性活动,而且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活动。从世界、作家、作品到读者是一个连续的流动过程,作家写出作品并不意味着文学活动的终结,而是文学活动的开始,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才标志着文学交往活动的完成。“艺术交往理论强调,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文本与潜在地存在于文本中的作者进行‘对话’。将人与文本的关系变成‘我与你’的关系,变成一种心灵对话、灵魂问答的关系。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学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因此,主体(作家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而互相沟通,因为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它是一个发生交流的语言事件。”[6]它不但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中的人物的交流,而且也是读者和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交往活动。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文本总是向读者提出问题,“某个流传下来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7]。而读者也不断向文本提出问题,希望文本给以解答,在不断问答的过程中,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在这种积极、主动的互相问答的过程中,读者理解了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达到了理想的文学交往境界,形成了一种开放、自由、自主、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的交往与共识,从而实现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讲话》前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主体主要由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组成,他们初来延安,也为解放区的新气象所感染,他们也写了一些歌颂抗战、歌颂解放区光明的作品,显示了解放区文学的初步转变。但是,他们还没有“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意识,他们的创作基本上还是“五四”文学的惯性延伸,他们站在启蒙的立场反映解放区农村的落后面貌,揭示农民的愚昧麻木以及解放区农村的落后习俗,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有的作品即使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但因为没有塑造出真实、生动的工农兵形象,所以没有获得农民读者,文学的交往活动因而没有实现。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揭示解放区民众的精神弱点以引起改造的必要,其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并且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独具一格,构思精巧,注重感受,描写细腻。但是,这样的创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不能为工农兵所欢迎,因而也就不能在唤醒民众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事实。在民族解放战争日趋激烈、解放区民众亟需得到教育的形势下,毛泽东自然地重视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有效性。毛泽东重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来自于他对解放区民众思想状况的焦虑,解放区农村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民主政权,但边区民众的思想极为落后。长期以来,封建传统思想从两个方面对农民思想形成了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农民长期接受的民间文学、传统文学被认为是封建思想的载体,让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因而,创造一种既能承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又能为广大民众所欢迎的全新的文学形式是毛泽东及解放区文艺理论家非常期望的。解放区农村处于极端落后的区域,农民文化水平极低,要想对其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运用通俗简单的文艺形式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啻为一个好的选择。要运用文学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就必须使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顺利实现。文学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的艺术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文学交往活动是一个历史的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区域,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不同的。比如,一部小说在当前暂时不能实现交往有效性,但在将来则有可能实现交往的有效性,这样的作品当前能不能创作,视具体历史情境而定。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往往还是思想艺术成就特出的经典作品。在当前文学交往价值顺利实现的作品不一定在将来具有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如果一直鼓励这样的创作,势必影响解放区文学的艺术成就。有的作品在此区域内能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而在彼区域则有可能因为接受者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得不到接受者的认可,不能实现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在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非常看重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实现,而没有过多考虑将来的问题。为了保证当前历史阶段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毛泽东认为解放区作家应把创作普及性的作品放在第一位,“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3]862。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并不过分,但是解放区文艺界为了迅速推动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对之做了机械化、片面化的理解,过分强调那些在当前能实现文学交往有效性的作品的创作,忽视或者限制了那些在将来具有交往价值的作品的创作。

      二、文学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

      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并不是创作者一方的责任,对接受者也有一定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接受者必须获得一种“交往资质”,才能遵循言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他说:“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遍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所表达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8]30显然,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要求活动参与者尤其是文学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力量,这是交往性资质的基础。“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能按照知识储备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9]其次,活动参与者还要具有一定的话语能力,具有一定的解码、编码能力,能表达自己的主体意向。他应该熟悉持某种语言的人所共有的一套每个人都内在化了的话语规则系统,包括词汇组织、习语、专业术语等知识。再次,活动参与者还应具有与创作者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思想与道德水平,当然,接受者也可以通过文学接受提升自己的思想与道德水平,不过具有较高的思想与道德水平可以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顺利实现。解放区的文学接受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基本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缺乏现代知识储备。“与国统区相比,延安几乎没有新文化的市场,而当地的老百姓也很难接受和欣赏新文艺作品。”[10]他们的文学交往性资质是非常低级的,他们可以欣赏用民间形式、传统形式写成的、以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例如他们可以听评书或者听快板书,看戏曲,哼民间小调,扭秧歌,他们能接受的无非是一些因果报应、好事多磨、坏人挡道等封建落后思想。他们对新文学形式感到陌生,对现代民主、科学思想感到隔膜。他们所喜欢的民间形式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不相容的,为了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就必须让接受者提高自己的“交往性资质”。“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资质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这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11]239。为了促进解放区工农兵民众的学习,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了各种形式、规模不一的识字班、扫盲班、冬学、夜校等学习组织。“1941年,边区的冬学、夜校、半日制学校共有1557所,参加学习人数20000余人。”[12]边区的民众教育大大提高了解放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思想觉悟,但是这离文学交往活动所要求的“交往性资质”仍有一段距离,这种“交往性资质”非短时间内所能学习得来的。他们缺乏现代新文学交往活动所要求的“交往性资质”,就不能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通过语言,并遵循普遍性的规范”建立起“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13]236。而主流政治亟需改变解放区民众旧的文学交往活动而代之以崭新的能宣传革命思想观念的文学交往活动,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创作者一方,即要求创作者创作出比较符合接受者“交往性资质”的作品。文学交往活动本来就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活动,从创作者一方寻求解决策略也是可行的。从文学史来看,为了使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顺利实现,创作者和接受者会自觉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和期待视野。如果创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不能被接受者所接受,那么他很可能就调整策略,或者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或者放松自己的思想探索,创作出适合接受者期待视野的作品,否则,他有可能失去读者。当接受者发现自己看不懂一部作品时,那么他可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来提升自己的期待视野,逐渐地适应这部作品,当然,两者的互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互相适应的过程。解放区初期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创作者的思想和农民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塑造的农民形象不真实。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症结,为了促进解放区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他认为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到农民中间进行思想改造,熟悉工农兵、了解工农兵,在思想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消除与工农兵的思想距离,才能真正创作出为工农兵欢迎的作品,才能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3]851这样可以缩小甚至抹去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民众在“交往性资质”方面的差异,可以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但是也抑制了创作者“交往性资质”的提高。在文学活动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两极之间,毛泽东非常重视接受者在文学交往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没有使用读者这个概念而引入了“接受者”这一术语。“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3]849从读者到接受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强调的重心完全不同,表明了文学研究视点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谢武军指出:“从现在见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接受者’这个词语的人,比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早将近三十年。”[13]毛泽东使用“接受者”这个术语,目的是告诫创作者要明确自己作品的服务对象,创作者要熟悉、了解创作对象,才能创作出为创作对象所欢迎的作品。接受美学也强调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正是接受者的再创造才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可能性存在变成现实性存在:“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读者在文学过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维,而是居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5]16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再创造,是从文学的本体来考虑的。虽然毛泽东与接受美学理论家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并不相同,但其对于接受者的重视无论是对创作者来说还是文学批评者来说,都具有开拓思路、转换思维的意义。毛泽东对接受者的强调直接启发了他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是对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化、系统化,“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趋向以及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元话语。

      三、文本话语的惯例和规范

      任何文学文本都是由特定的语言符码组成的图式世界,“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情达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14]12。因而文本都具有未定性,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14]18接受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解码、编码能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在融进自己体验、经历、情感的基础上达到情景交融、情理相通的境界。如果要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那么文本这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一般也应遵循一定的惯例和规则,对这种惯例和规则做出精当归纳的无疑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是关于人们为了能够进行交往而需要的技巧和能力的理论,哈贝马斯将言语的有效性基础称为四个有效性要求,分别是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8]121显然,言语的有效性规范是独立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存在的,它作为一种语言的惯例和规则而存在,这是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前提。从文学文本来说,话语的可领会性是指文本话语应该尽可能不脱离接受者编码、解码的能力和水平。话语的可领会性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接受者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接受者能理解话语的意义应该是最基本的衡量尺度。对于解放区的文学接受者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只具备初步的编码解码能力,他们根本看不懂包含很多新词汇、外来词汇的新文学作品,那么,运用他们熟悉的方言、口语进行创作几乎成为解放区作家的共同选择。其次,文本的可领会性还指作品的形式应该尽可能不超出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如果不能采取接受者熟悉的结构形式,那么文本的可领会性也是可疑的。当然,如果接受者具备一定的文学审美能力,那么他的期待视野提升得很快,创作者完全可以进行自己的艺术探索以适应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真诚性是指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是诚挚的,而不是虚假的,思想倾向的诚挚才能使交往主体之间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的主体间性。情感诚挚,作品才能动人。渥兹渥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5]何止诗歌如此,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类型莫不如此,如果表现出来的情感是虚假的,就失去了文学交往活动的基础。真实性并不是指文学作品完全模仿社会生活,而是指反映社会生活内蕴的真实、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文学反映的生活虽然没有发生过,但是有可能会发生。从解放区初期文学交往活动不成功的现实情况来看,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超出了农民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具有的先锋性、超前性让他们感到隔膜。“在形式方面,新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也难以被习惯于读传统文学的大众所接受。”[16]在习惯于接受传统文学形式的大众看来,新诗缺乏诗意,小说没有趣味,话剧单调呆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借鉴民族民间形式的必要性,把革命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这为解放区作家借鉴民间民族形式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促进了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民众的结合、文学与革命事业的结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开拓了新的思路,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学交往活动是历史的,文本话语的可领会性也是历史的,在当前可领会性的文本有可能在将来变得太浅显而失去艺术魅力,从而失去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在当前不具备可领会性的文本有可能在将来能被读者所接受,从而获得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可以突出文本的可领会性,但不能把其作为文学价值的唯一要素。对于那些思想艺术具有超前性的文学作品,如果单纯地以文本的可领会性作为唯一标准,也会犯左的错误。在作品的真实性方面,毛泽东认为只有反映了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才具有最高的真实性,他认为社会的本质规律就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广大民众才能实现自己翻身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这是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话语逐渐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元话语,不免压制、遮盖了其他非主流话语,造成了解放区文学品格的单一化和简单化。毋庸讳言,毛泽东的文学交往理论既有开创性的成果,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性局限。“毛泽东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他深知文学对政治的‘伟大影响’,但是囿于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他把文艺的作用仅仅限于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维度上,而对于文艺其他方面的作用则没有来得及思考也没有来得及论述。”[18]在文学活动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偏重于接受者,忽视了对创作者创作心理机制和创作过程的探索,总体上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我们不能因为其缺陷而否定其在文学理论上所做出的开创性成果,毛泽东的文学交往理论同接受美学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重视读者在文学交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时代背景、理论学养的差异,毛泽东的文学交往理论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的文学交往思想充实、丰富、发展了文学交往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起了思想转换和理论换型的作用,启发了我们把文学活动作为一个活动整体来思考、来研究。毛泽东强调创作者要顾及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审美情感、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在解放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其目的是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毛泽东的文学交往思想解决了文学交往活动中的关键问题,促进了中国新文学与解放区工农兵民众的结合,解放区工农兵民众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与教育,提高了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四、结语

      毛泽东文艺思想闪烁着深刻的理论色彩与可贵的时代光芒,他从中国文艺实践的角度认识到文学创作必须重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并提出了促进二者交往关系的一些可行的方法与措施,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从交往理论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实际上是推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促进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深化,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因此,本研究所做的关键就是研究毛泽东文学交往理论的当代性问题,研究其给当代文学理论带来的启发和探索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实现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有效对接,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张文诺 单位:商洛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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